大凡文学题材，从总体的角度来看，约略不过两类：一类明显指向当下时代的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另一类则指向已逝的既往历史生活，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感。人类的生存，虽然总是会以现实生活的方式直接呈现，但却都是从遥远的历史长河不断奔涌接续而来。因是之故，在当下时代的中国文坛，现实与历史两大类题材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各有擅长。
      或许与文体特性的不同有关，相比较而言，中短篇小说作家会把更多的关注视野投射向现实题材，而长篇小说作家，尽管不能说不关注现实生活，但却会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到历史题材上面。更遥远的既往岁月且不说，单只是近些年来，在长篇小说领域，便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之作，吴亮的《朝霞》、张炜的《独药师》、吕新的《掩面》与《下弦月》、刘庆的《唇典》、何顿的《黄埔四期》、张翎的《劳燕》、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李凤群《大风》、陶纯的《浪漫沧桑》、严歌苓的《芳华》、范稳的《重庆之眼》等，均各具特色，皆可谓一时之选。

      历史小说有两种面对历史方式

      历史小说会有两种面对历史的不同方式。一种方式是，尽管在内容上是对某段历史真实的描写和表现，但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却全部都是虚构出来的，比如像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贾平凹的《老生》，王安忆的《天香》，包括我们在前面罗列出的绝大部分作品，这些长篇小说虽然关注表现着真实的历史生活，但他们笔下的那些人物和故事却是虚构出来的，属于一种拥有“天马行空”式的想象自由的小说创作；另外一种历史小说，除了要面对真实的历史史实，还要面对一群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更进一步地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艺术加工、虚构和想象，二月河曾经名噪一时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康熙大帝》、唐浩明的《张之洞》《曾国藩》《杨度》，李骏虎一部表现红军东征的《共赴国难》，都是如此。这一类历史小说，与前面提到的莫言、贾平凹他们那一类历史小说，从写作方式，到基本的艺术思维方式，都有很大不同。毫无疑问，后一类历史小说，有着更大的写作难度。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用闻一多关于现代格律诗创作的那句“带着镣铐跳舞”来看待评价这一类型的历史小说创作。这里，能够充分考验作家艺术功力的一点是，作品意欲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所以，想要在充分尊重历史史实的前提下使自己的小说写得精彩，便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人性真实是历史小说的文学性所在

　　不管是哪一类历史小说，恐怕都需要充分地顾及这三个方面的要素。其一，是史实，也即历史现场的真实还原。既然号称历史小说，那首先就须得有对于基本史实的必要尊重，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在基本的史实问题上闹出诸如关公战秦琼之类的笑话来。其二，是史识，或者也可以被表述为历史观。所谓“历史观”，亦即作家对自己所表现的那个历史时段所持有的基本思想认识立场。比如《三国演义》的历史观，就是家国叙事和道德叙事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整部《三国演义》的叙事过程中，作者那样一种“尊刘贬曹”精神价值立场的存在是极其鲜明的。虽然说在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中，作家的思想倾向也即历史观必须巧妙地潜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但无论如何，我们无法想象一部缺乏历史观的优秀历史小说究竟会是怎样一种模样。其三，更重要的，还应该是作家的艺术想象。之所以这么说，关键原因还在于，在已经拥有了以求真为根本追求的历史学科的前提之下，还要存在所谓的历史小说，就很显然意味着广大社会受众并不仅仅满足于教科书式的对历史的表达与理解，而更期待能够借助于小说的艺术方式对貌似僵硬的历史作一种审美与人性的打量与观照。对于这一点，批评家王彬彬曾经借助于对京剧《曹操与杨修》的谈论发表过很好的意见：“《曹操与杨修》问世后，好评如潮，许多论者都从人性的局限、性格的悲剧这一角度解释了该剧感动人的原因。并非是为了歌颂或批判什么人，也不是要图解某种政治理念，只是通过曹操与杨修的冲突，探讨和揭示人性的种种表现，的确是该剧成功的关键。”由此可见，广大读者之所以在史学之外，仍然对于历史小说有强烈的阅读渴求，关键原因就在于此类小说作品可以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更能提供给读者一种人性的真实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彬彬所谓“人性的真实”，正是历史小说的文学性所在，也是作家的艺术想象能力的真正用武之地。
      以这样三方面的标准衡量评价当下时代的历史小说，便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作品，在史实的客观呈现方面，的确存在问题。比如有一部把故事背景设定为晚清时期的长篇历史小说，在叙事过程中，就出现过那个时代实在无法想象的超时代话语。比如：“世民只说了一句话：‘异化，这是异化。’家里的人，村里的人，都听不懂这句话，甚至也不想去问这句话的含义，因为这句话已经离他们太远。”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如同“异化”这样的语词，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在浙江东部一个偏僻的山乡里。不管作者或者其他人怎样地以所谓的魔幻色彩为这部小说辩护，在我看来，这样的一种超时代话语的突兀出现，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史实”的原则。如此一部长篇小说，因此也就谈不上建立在“史实”之上的“史识”与“艺术想象”了。
      与这部失实的小说相比较，其他那些成功的长篇历史小说，就可以说在以上三方面都有着堪称出色的表现。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刘庆那部旨在透视表现东北近现代史的《唇典》。在尽可能还原历史史实的前提下，刘庆更是设定了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满斗这样一个萨满形象作为切入表现对象的叙述视角，并由此而引入一种带有鲜明东北民间色彩的世界观。与此同时，无论是对于郎乌春这样一个类似于《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那样的英雄形象，抑或还是那位为《唇典》提供了人道主义精神尺度的李良萨满形象的刻画塑造，也都格外突出地体现了作家刘庆一种非同寻常的艺术构型能力。这些思想艺术特点的具备，就使得《唇典》成为了一部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优秀史诗性长篇历史小说。

　　（作者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